汉地最早西行求法者是三国魏的朱士行。他经常研究和讲述小品《般若经》，为了求得大品《般若经》，他决心西行求法，然而他未越过葱岭，在于阗得到此经的梵文本，托弟子带回，自己死在于阗。此经梵本在西晋时由天竺后裔竺叔兰、于阗人无罗叉译为汉文，此即《放光般若经》，因适合玄学风尚，曾风靡一时。西晋的月支后裔竺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是大品《般若经》的另一译本。此经在东晋时才被道安的弟子从凉州发现，抄送江南流行。(五台山)

     大乘经典《法华经》讲一切人可以成佛；《大涅檠经》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华严经》讲佛无所不在，天地万物一体，彼此圆融。这些经典在这个时期被译出，对深化中国人对大乘佛教的理解，充实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本体论和心性论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发源于印度的大乘中观学说是在论释《般若经》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经典有《中论》、《十二门论》等。以“不二”(如“不生不灭”)和“相即”(如“空有相即”)的思辨和论证方法来破斥小乘和“外道”。由此，促使中国信徒对大小乘之间差别的认识。后秦来自龟兹的鸠摩罗什与其弟子不仅译出这些论书，而且加以研究和提倡。这种与老庄思想中的相对主义十分相近的思辨方法，此后无论对于中国的佛教界，还是对于哲学思想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五台山)

     在这个时期，(五台山)佛教译经事业已经从分散逐渐趋于集中，前秦道安在都城长安借助政府的支持，组织来自厨宾(今克什米尔)和西域的僧人译出大量经典。此后，后秦请鸠摩罗什为译主，组织庞大的译经班子翻译佛经。每一个译场即是一个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最集中的场所。译经的过程就是讲经和研究的过程，为中国佛教学者认识、接受佛教和以佛教为载体的印度、西域的文化提供了方便条件。此时担任译经的僧人中，如竺叔兰、竺法护、鸠摩罗什等在中国出生的印度和西域移民的后裔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他们不仅已经熟悉中国社会，而且一般还熟练地掌握汉浯。在他们的周围的汉僧，多是受过多年儒、道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他们运用自己熟悉的儒、道诸书中的概念术语讲解佛经(所谓“格义”)，并且运用玄学的本体论的思辩方式和概念来诠释《般若经》等经论的思想，先后形成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般若学派——六家七宗。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迁徙内地，他们的统治集团建立割据政权的过程中，形成中国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佛教不仅为调和民族矛盾和冲突发挥潜移默化的功能，而且也经常发挥促进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吸收的中介的作用。(五台山)

     东晋十六国时期，取道丝绸之路的中西经商贸易空前繁盛，与此相伴的佛教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不少内地僧人改变被动从外来僧接受经典的状况，主动地到我国西北地区以至印度求法取经，其中以法显最为有名。(五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