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导致汉文大藏经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我国悠久而厚的文化传统。汉民族向来既重武功，又重文治，始终十分重视对古代文化的继承与古代典籍的整理。孑L子以下，历代整理典籍的人前赴后继，层出不穷。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后，历代帝王都把搜求书籍，予以整理、编目，当作弘扬文治的一件大事。汉民族的文化气魄也更加恢弘，胸怀更加博大，形成吸收、消化各种外来文化，会融各种不同观点的良好社会条件。上述种种，铸成我国民族文化的深层意识，而汉文大藏经的形成，正是这种民族文化意识的反映。(五台山)

作为这一时期结束标志的是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从书名即可看出，这部著作正是三宝思想直接影响的产物。这部书纠正了前此各种经录把应入藏的经典同“别生”、“疑惑”、“伪妄”诸经并列的毛病，首创了“入藏录”，这说明汉文大藏经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理论上此时均已卓然成形。(五台山)

     (3)结构体系化时期

     结构体系化时期，从《历代三宝记》编成到“会昌废佛”止。(五台山)

     在这一时期中，编纂经录的历代僧人们努力从各个不同角度探讨安排佛藏的结构体系，而智异在其《开元释教录》中集前代之大成，创一时之新风，垂千年之典范。智异在汉文大藏经结构体系及佛教经录方面的工作，体现了我国古代佛教文献学的最高水平。(五台山)

    随着大藏经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由于合帙的出现，藏经的外部标志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前一时期已经出现的经名标志法此时演化为经名帙号法，这两种方法与定格贮存法相配合，成为这一时期佛藏管理的主要方法。(五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