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大藏经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写本阶段与刻印本阶段。写本阶段从佛教初传到北宋《开宝藏》的刊刻，其间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酝酿时期、形成时期、结构体系化时期与全国统一化时期。这四个时期几乎与汉文大藏经的形成史相始终。(五台山)

    (1)酝酿时期

    酝酿时期从佛教初传起，到道安撰写《综理众经目录》止。(五台山)

    在这一时期中，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佛教学者，但从总体上看，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佛教先是被等同于“黄老之学”，后来又成为玄学的附庸，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还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此时的汉译佛典尚处于一个}昆沌时期。从数量上讲，翻译出的佛典已相当可观；有些传译者有目的地翻译某些派别的经典；也有个别僧人甚至有目的地西行寻求某种经典。但从总体上看，还是碰上什么经就翻译什么经，遇全出全、遇残出残。值得注意的是，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提出疑伪经问题。这实际上已涉及大藏经的取舍标准.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佛教开始挣脱附庸地位，踏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他所撰写的《综理众经目录》也标志着汉文大藏经的酝酿期的结束。(五台山)

    (2)形成时期 

    形成时期从鸠摩罗什来华起，到隋费长房撰写《历代三宝记》止。(五台山)

    鸠摩罗什来华，系统地传译了龙树的中观学说，使中国僧人了解真正的印度佛教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佛教开始产生清醒的自我意识，踏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从而也开始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产生摩擦与冲突。(五台山)

    随着中国僧众对佛教认识的深化，鸠摩罗什的弟子慧观提出“五时判教”。判教问题也正涉及到大藏经的结构体系问题。因此对大藏经的形成也具有重大意义。率先将判教思想引入佛典整理的是佚名之《众经别录》，对应以何种结构体系整理佛典作了初步但有益的尝试。其后元魏李廓所撰《众经目录》、梁宝唱所撰《众经目录》、高齐法上所撰《众经目录》、隋法经所撰《众经目录》等众多经录，反映了中国僧众们正努力从各个方面对佛典进行整理、鉴别、安排其组织结构，在这种努力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包括判教在内的中国佛教的总体发展水平、印度佛藏的组织形式乃至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影响。(五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