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来就有着十分强烈的历史感。自古以来，宫廷中就设有史官，摭记国家大事。传统也十分重视对文献、典籍的收藏、著录、整理。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佛教传人后不久，我国僧八便开始从事佛教典籍的收集、整理、鉴别、分类、著录。其后，这一工作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编，撰出一大批佛经目录。佛经目录，简称为“经录”。经录绝非单纯的佛经典籍的书单子，它是佛教传播的集中反映，从中可以窥见佛教宗派的兴衰、佛教思想的流传、佛教势力的消长、地区群众的信仰、佛教经典的来源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所以得到许多研究者的重视。(五台山)

    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释道安编纂的《综理众经目录》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佛教经录。由于道安的著录，使得许多古代佛典有了可靠的记录，从而开创了我国佛教文献学的新局面。道安这部经录虽然简略，但已经奠定了我国佛教经录的基本格局。道安第一个提出疑伪经的问题，说明当时我国佛教文献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五台山)

    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佛教经录的编纂也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至少出现过十余部经录。现虽大多亡佚，但仍可从其他资料中窥见其概貌。其中如《众经别录》，二卷，计收佛典1089部，2596卷。作者不详。约撰于齐末、梁初。该目录后虽亡佚，但在敦煌遗书中存有残卷。它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最古佛经目录，也是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第二部最古目录。该经录采用了“三乘通教”这样的篇目，说明它以慧观“五时判教”的理论指导自己的佛典整理实践，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存最完整的则是《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南朝梁僧枯撰。该经录基本上以道安经录为基础，在体例上未作大的变动，只是加上他所收集到的新的典籍。由于该经录保存了大量资料，至今是我们研究佛教的基本工具书。(五台山)

    隋唐的佛教目录著作相当丰富，主要有隋法经等撰《众经目录》、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智异撰《开元释教录》等。(五台山)

    (1)法经等撰《众经目录》，简称《法经录》。七卷。该录继承前人的成果，完善并确立了以乘、藏、贤圣集传判分的基本格局，相当简洁明了，为后代大藏经所遵循。因此，它与其后的《历代三宝记》实则代表了在汉文大藏经的形成时期中，中国僧众在大藏经结构体系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在我国佛教经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五台山)

    (2)《历代三宝记》，隋大兴善寺翻经学士费长房编纂，十五卷。如标题所反映的，这部经录是在三宝思想的影响下撰成的。可分为帝年、代录、入藏录、总目等四部分。其中《入藏录》一目，这是费长房的创新，为后代经录所沿用。该经录资料之丰富，前所未有。但考订不够严谨，是他的缺点。

    (3)《大唐内典录》，唐长安西明寺道宣律师撰于高宗麟德元年(664)。十卷。共分为十大部分，主体为代录与入藏录，并有一系列专题目录，在当时影响甚大。(五台山)

    (4)《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一卷。《大周目录》在编撰过程中曾参考过一些稀有的资料，所以有较高资料和参考价值，但考订也不够严谨。(五台山)

    (5)《开元释教录》，唐长安西崇福寺沙门智异撰。二十卷。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佛教经录。该经录广泛搜罗典籍，予以仔细考订，纠正了前代的许多讹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该经录在大藏经分类方面纠正了过去多方位提出不同标准的做法，基本上贯彻了以经典本身的内容特征来决定它的归属的分类方法。这种方法根据佛教典籍本身所反映的知识内容和思想倾向，分门别类地把它们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完整体系。它将同一思想内容的经典集中在一起，把内容与性质相近的经典排在相近的位置上。这样，便有利于系统地揭示这些经典本身最本质的属性和内容上的相互联系。这样编成的大藏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佛教的全貌，既便于人们从整体上去把握佛教，也便于人们触类旁通，认识某一种经典在整个佛教中的地位。这一分类的出现，标志着汉文大藏经的结构体系在理论上已经完成。(五台山)

    《开元录》对佛教经录学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可以说，智异把佛教经录学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纵观我国的文献目录学，可以说，智舁创造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雄峙数百年，直到清代朴学兴起，方可与之比肩。(五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