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佛教初传期，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佛教著作极其有限，除了《理惑论》、《综理众经目录》与若干经序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撰著。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撰述大量涌现。唐朝初年，根据《法苑珠林》的记载，中国佛教撰述已经达到三千卷左右，仅长安就有千卷。其实上述记载并不很正确，因为仅庐山编集的专门收录中国佛教撰述的别藏，规模就达四千九百多卷。可以想见，散落在各处的撰述，为数更多。这时的中国佛教撰述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大类。(五台山)

    疏释类指对经律论的疏释。随着对经典研究的深入，学派的发展，疏释也日益增多。当时的疏释一般为先作科分，即从不同角度对该经作总体介绍；然后逐句随文释义。也有不逐句释文，而仅疏明全经大意的。这些疏释反映出我国佛教地域时代之变迁、社会关心之重心、教义理解之浅深、理论嬗递之状态，极为重要。遗憾的是这些疏释除了少量留存下来之外，绝大部分已经亡佚。幸好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一批这一时期的疏释，只是大多残头缺尾，尚需整理。(五台山)

    其后，由于宗派鼎盛，各宗论述本宗义理的著作极为丰富。其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论著；一类为注疏。(五台山)

    论著为围绕某一主题自由阐述自己观点的各类撰著。由于佛教的蓬勃发展，也由于三教论衡的需要，当时这类著作非常丰富，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形态也百花齐放。有的专门论述本宗理论，如天台宗智智所撰大、小《止观》、《四教义》，禅宗的《坛经》等。有的则论述某一问题，如专论佛性的、论因果的、论形神的、论翻译的、论僧伽的、论仪式的、论三教的等等。有的属于个人著作，集中论述某一问题，如鸠摩罗什所撰《实相论》、僧肇所撰《肇论》。有的一批人共同讨论一个问题，如关于《神灭论》的争论、关于沙门拜王问题的争论、关于食素禁肉的讨论等。这部分撰著因其任作者自由发挥，所以更能反映出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创新与当时佛教的实际情况。(五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