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东晋释道安时代，佛教的翻译已经有近四百年的历史，译出的经典已有干部。释道安自己长期从事经典的整理，还组织、协助并亲自参与经典的翻译，积累了不少经验。在这种背景下，他提出佛经翻译“五失本、三不易”的理论。“五失本”大体总结了中外两种语文在结构、风格方面的差异；“三不易”则论述了由时空因素带来的翻译的困难以及对待翻译应持的正确态度。道安的上述观点可以视为佛教初传期翻译理论的系统总结。(五台山)

    从鸠摩罗什人华到南北朝晚期，佛教典籍大量涌现。翻译的域外佛典在数量、质量乃至内容等诸方面都远远超出前一时期，反映出佛教正向更深层次发展。在这一时期中，我国出现了长安、姑臧(今甘肃武威)、建康(今江苏南京)、庐山、洛阳与邺都等不少佛典翻译中心。综观这一时期的翻译，总数超出七百部，卷数达二千以上。印度佛教的各派重要理论都已译出。值得注意的是，在长安、姑臧、洛阳等北方中心，佛典翻译已经成为国家的事业，翻译都在官办的译场中进行。而在南方，佛典翻译虽然也得到朝廷与达官贵人的支持，但更多地由僧人自己进行。这种差异与南北僧团的不同形态及南北国家政权对全社会的控制是一致的。(五台山)

    隋唐时期，我国的佛典翻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佛典翻译已经完全成为国家的事业，主要典籍均在国家的官方大译场译出。经过数百年的翻译实践，我国佛教徒在佛经翻译方面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唐代的译场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制了较完备的组织规制。据《宋高僧传》介绍，其参与成员包括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本、润文、正字、证义、梵呗、校勘、监护大使等等。到了宋代，译场规制则更为严密。正是由于古代把佛经的翻译当作一种集体劳动，并有严格的制度，才翻译出许多高质量的汉文佛典，为人类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古代译经的这些经验，今天对我们来说，仍有借鉴的意义。官方大译场便于集中优秀人才，又有充分的物质保障，这都是使佛典翻译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官方也通过官办译场，把译经事业纳入王权的范围之内。(五台山)
    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也有新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彦琮与玄奘。彦琮主张凡是佛教僧人应该认真学习梵文，通过梵文原典来学习佛教教理；并提出“十条要例”，即：字声一、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主张根据这十条来辨析两种文字异同，掌握翻译的尺度。他还从人品、学识与语言功力等三个方面对参加译场的工作人员提出诸种要求，应该说，这些要求对我们今天仍有启发意义。玄奘对佛典音译提出的“五不翻”原则，至今为人们称道。其后，宋赞宁又在玄奘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前此的各种翻译理论，提出“六例”。我国的佛典翻译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代一代僧人的努力下积累起来的。(五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