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传人中国之前，中国本土还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是以崇拜祖先鬼神为主体的。在中国，殷周时期就形成了最高神“天帝”、“天”的观念。但这种至上神“天帝”是没有人格形象的，只是自然界和人类最高主宰的代名词。除此之外，鬼神意识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的鬼与神没有严格的界限，普通人死后变成鬼，而有重大贡献的人则被称为神。中国的三皇(伏羲、神农、女娲)，五帝(黄帝、帝喾、颛顼、尧、舜)，无一不是著名的部落领袖和做出重大历史贡献的人。
    这种崇拜发展到后来就是神仙传说和方仙道教信仰。早在战国时期，燕齐一代就出现了一批神仙方士，宣扬长生不老和得道成仙，最初的神仙据说是靠吃灵药成仙的，直至道教出现才‘逐渐有了内丹之类的玄妙说法。相传有一人修得不死之灵药，脱凡成仙，飞升之时，尚有余药喂了鸡犬，于是鸡犬也一同飞升上天，得道成仙，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另一则中国神话故事嫦娥奔月与此同出一辙。一直到两汉之际，神仙之术大行其道，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即所谓的神仙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阴阳五行天命学说。
    佛教传入中国，首先遇到的是与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碰撞。佛教是印度文化的产物，它与华夏文化是异质的。所以，佛教能否适应或吸收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特点，是其能否在中国生根结果的关键。为此，佛教不得不掩盖起自己的本来面目，小心翼翼地依附于黄老之学，依附于神仙方士之术。于是，神仙家的那一套理论被一些大德高僧所借鉴，他们屡显神异，靠神通行教化，佛陀被描述成飞腾变化、隐现莫测、水火不伤、飞行空中的神人；弘法的和尚多变现神通以吸引信众。佛教传人之初，一方面高僧大德以异域道术的面貌出现，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把它当作与黄老之学相类似的思想，甚至误认为佛教同追求现世功利与成仙得道的黄老信仰没什么差别。
    东汉末年，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外来佛教已开始有地位之争。从二教的争论之中可以看出，佛教在中国的蔓延与影响逐步加深。西晋末年，道士王浮伪作《老子化胡经》之前，已经有老子化胡说的流传了。相传老子在函谷关写《道德经》后，出关西行，经西域到了天竺，成了佛教创始人，教化弟子去了。从这里可以推测汉代佛教的某些特点：为了使佛教这一异国宗教在中国传播，可行的手段和方法就是让它和中国固有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融合起来，并且配合道士和方术家所提倡的长生不老术来进行。结果，人们把释迦牟尼和作为道家创始人的黄帝、老子相提并论，视为同类神，并列作为祠祀崇拜的对象。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与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儒道两家。相对而言，佛教与道家的冲突是浅层次的，且作为两种宗教文化，由于佛教在思想义理等方面都高出道教，所以道教未能遏制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势头，或改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反过来，道教却从佛教那里吸取许多养料充实自己，这在以后的道教理论、组织乃至修行时间等方面都能得到充分的反映。
    儒佛之间的矛盾相当复杂，表现在各个层面上。由于儒家对现世层面的关注，故在世俗文化方面的思想理论十分丰富和全面。佛教不能脱离现世谈生存、求发展，矛盾是不能回避的。佛教在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中，采取的是积极的态度，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东晋仞的佛教领袖道安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观点，为后世如何把握好佛教与现世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颇有启迪的思路。继道安之后的庐山慧远大师，在所撰《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明报应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对佛教道统与正统之间各自的价值和尊严
给予明确的划分，一方面坚持佛教的独立性，同时又承认世间政治在现世世间的权威性，十分透辟地揭示了佛教礼制和儒家礼仪的异同和各自的特质及存在意义，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巧妙地糅合到佛教因果报应理论中去。凡此等等，有关佛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已经面临和必然面临的问题都已顾及到了，且大多得到较合理的解释或解决，以后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的相处，基本上就是按着这样一个方向和理念发展的。
    总而言之，从两汉之际佛教传人到东晋南』匕朝，佛教在中国经历了由初传期到发展期两个阶段，随后转入隋唐佛教的成熟期。初传期的佛教，纯粹是引进、接受，以佛教经典的译介为主，时间划分在西晋之前。发展期的佛教，包括吸收、消化、建设、开创等历程，时间定在东晋南北朝。
    佛教教义和文化心理的接近使得佛教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并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扎根并繁茂，成了中国人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两干多年以来，中国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写出了一部丰富多彩而又极度深刻的中国佛教史。智慧善变的文殊菩萨，大行度世的普贤菩萨，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地藏菩萨，慈爱乐观的弥勒菩萨，等等，早已成为中国百姓熟知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