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小说艺术
    与诗歌不同，佛教传人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小说尚处在远未成熟的阶段。小说受民族语言的束缚较小，而佛教文学本来就擅长叙事，佛经故事中包含了丰富的想像力，所以佛教对中国小说发展施加影响时所受阻力较小，发挥的作用也较大。
    魏晋以后，诗文逐渐上升为封建社会文学的正统，但小说却一直没有能够登上大雅之堂。刘勰的《文心雕龙》罗列了30多种文体，其中偏偏没有小说。但出于传播教义的需要，佛教却十分重视小说这种体裁。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不少都是僧人或佛教徒创作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又特意提到：“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的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志怪中有一类书，专门收集诸种供养三宝的灵异故事，用以宣传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如果说这种志怪小说还属于图解佛教教义的层次，水平较低，则到了唐朝，随着佛教的全面锲人中国传统响更加深入。例如《南柯太守传》中“人生如梦”的思想；《枕中记》中梦中悟道的情节；《离魂记》中倩女离魂的想像，都浸透着佛教观念。(五台山)
    宋代以后，小说分为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两大支。其中白话小说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白话小说由民间的说唱文学发展而来，而民间说唱文学的源头则应该追溯到佛教的“唱导”与“俗讲”。
    唱导是佛教僧人教习经典的一种方式。在印度它已形成转读、梵呗、讲唱等一套程式，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唱导时往往并不完全拘泥于经文，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实际是后代俗讲的先导。从事唱导的僧人必须具备优美的声音、卓越的辩才、高超的才能，渊博的知识，善于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据《高僧传》卷十三载，在唱导会场上：“四众专心，又指缄默。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往业；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阉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爱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人迫怀抱，载盈恋慕。”由此可见这种唱导影响之大。(五台山)
    寺院的讲经、唱导本来主要是为僧人举办的。后来为了向广大群众宣传佛教思想，约在唐代出现以一般世俗人为主要对象的“俗讲”。由于对象不同，要求俗讲必须更加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所以俗讲的内容虽然也是宣传佛教教义，但主讲的法师往往不拘泥于经典原文，加入很多的发挥与想像。讲述时一般均为有唱有讲，形式多样。由此吸引许多群众，并除了宗教宣传之外，逐渐带上艺术欣赏与民间娱乐的性质。其后俗讲题材进一步扩展，出现不少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为主题的俗讲，如伍子胥故事、秋胡戏妻故事等等，使得俗讲成为当时极受人们欢迎的雅俗共赏的一种娱乐活动。
    小说就是在上述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中国的小说大抵以中国的人物为中心，以中国社会为背景，以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为主题的依据，吸收佛教中的色空观念与因果报应理论，以演出有声有色的中国故事。宋代以后，(五台山)小说便多教训，寓垂诫。大量小说依据因果报应理论宣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用小说来宣传佛教的因果业报的理论，自然可以影响更多的民众，使佛教更加普及，但这也导致很多小说出现大团圆的公式化结局，从而削弱了小说的主题意义，冲淡了小说的真实性，也减少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如《古今小说》中的《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把汉末曹操、刘备、孙权三分汉室江山，说成是对刘邦杀害韩信、彭越、英布的果报。曹操、刘备、孙权等三人是韩信、彭越、英布的后身，而汉献帝则是刘邦的后身。这样，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便变成因果轮回的粗劣图解。
    当然，文学史不仅是作者创作作品的历史，也是读者接受作品的历史。所以，古代小说中充溢的因果报应模式不能完全归咎于作者，这也与深受因果报应思想影响的民众有密切的关系。民众喜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五台山)要求在文艺作品中体现他们的这一愿望。其实，这正是他们对现实生活中正义得不到伸张的一种回馈性反应。民众的愿望自然对创作产生一种导向的作用。因此，那些没有反映因果报应的作品，或对因果报应写得不够的作品便会招致非议。如很多人对《金瓶梅》中西门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感到不满，于是编出一大批续书，专讲西门庆后世如何受报应。
    佛教的色空观念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如《红楼梦》描写了一个爱情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作者不但写出了这个悲剧的全过程，而且写出了产生这个悲剧的全社会。可是，作者虽然能够写出这个悲剧，却不能够解释这个悲剧，最后不得不把它归诸于佛教的色空。
    佛经中空前的想像力为中国的小说，尤其是神魔小说开拓了广阔的天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这里，《西游记》与《封神演义》是最好的例证。可以说，没有佛教传人中国，就不会有这两部小说。这种影响，我们至今仍能从风靡世界的武侠小说中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