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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对佛教的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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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五台山订房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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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自唐武宗灭佛政策实施以后，到了宋朝就不再有有唐一代佛教的大气势了，一些宗派正在逐渐消失，义理上也不再出现大的创新，所以有人就认为中国佛教进入了衰微期了。但在民间，佛教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最有影响的宗派是净土宗和禅宗，而且禅宗和净土宗两派日益结合，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时佛教应该进入世俗化的时代。元代统治阶级虽崇奉藏传佛教，但汉地佛教仍在发展，仍然主要流行在民间。而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少年时期因家境贫穷，被迫进入佛寺，做了一名小沙弥。因此经历，使他对佛教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知道佛门的内幕，了解佛教与社会的关系。在戎马倥偬的生涯中，他也曾经利用过宗教来实现
他的远大抱负，打着明教和弥勒教的旗号从事反对元朝的战争，取得了胜利。正是由于他有了这方面体会和经验教训，因此在建立明王朝后，对宗教也建立了一整套的严格的管理措施。
朱元璋首先对宗教进行清理门户，禁绝白莲教、明教、弥勒教等对统治阶级有极强威胁作用的宗教，又申明以儒家的学说来治国，对佛教则采取又限制叉利用的政策。他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僧官制度，中央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各州设僧正司各县设僧会司，并将各种僧职按地方行政级别套用，中央僧官六品到八品，其他地区的僧官九品。朝廷严格控制出家人的数量和素质，每三年发一次度牒，府不超过40人，州不超过30人，县不超过20人。“合众以成丛林，清规以安禅”(《释氏稽古略续集》)，禁止僧人与官府往来，试图减少佛教对政治的干预。他还把天下的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类，“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禅)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释氏稽古略续集》)，也就是说禅宗专门坐禅，讲者以讲经为务，教者则以做佛事为主，把佛教的僧人按所从事的教门予以定位。此外还规定了僧人穿袈裟的区别，“禅僧茶褐常服，青条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条浅红袈裟；教僧皂色常服，黑条浅红袈裟。”(《明太祖实录》卷十五)就是做佛事的价格，也在朝廷颁布的《申明佛教榜册》里有明文规定。总之，明代对佛教管理是非常严格和巨细的，而且这些规定都在寺院里张榜招贴，让每个僧人都知道自己所应承担的职责和义务。
明太祖对佛教也表示了尊崇，登基伊始，就在南京召集僧人开会，为大寺院选派住持，以后叉免费向僧人发放度牒，允许僧人在城市农村讲经传教，鼓励僧人讲经学法，亲自撰写佛教论文集，在整顿佛教的基础上，还规定世俗政权不得干涉僧侣的自由。他的这些做法，都被后来的皇子皇孙继承下来。明代朝廷对藏传佛教是优渥有加，朱元璋就曾经沿袭元代帝师制度的做法，敕封藏族僧人为国师、大国师，到了明成祖时，则更进封为“法王”。这些宗教政策，无疑给明代的佛教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华丽的寺院遍布各地，刻印藏经活动不断举行，居士信仰流行．许多居士热衷于阅读大藏经。一些儒士也披阅大藏，检阅佛理，最后明末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过一个小小的复兴活动。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满清政权未入关之前，主要受到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人关以后。其宗教政策基本上是继承了明朝的政策，对汉族宗教信仰的认识，主要是自清世祖顺治皇帝时开始。当时世祖曾经表明“朕将兴文教，崇儒术。”(《清朝史略》)其后的康熙崇儒更甚，亲自到曲阜尊孔，为后来的乾隆时期的儒学昌盛打下了基础，儒学在清朝成为独尊的国学。
但是清初诸帝在崇儒的同时，对汉地的佛教也比较重视。明末清初的中国佛教．其他宗派多已衰微，只有禅宗和净土宗比较盛行。又由于明亡，很多有学识，有名望的士大夫遁人了空门，促使禅宗有了一个复兴运动。清世祖顺治皇帝了解汉地佛教．特别是了解禅宗，并开始对禅宗进行探讨和利用。他的禅宗知识首先是来自于禅师憨璞性聪。性聪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禅宗的历史和分布情况，引起了世祖的极大兴趣，并让性聪开了一张国内有名禅师的名单，诏禅门大德进京面圣，尤其重用江南禅师玉林通瑶。世祖本人也喜爱参禅，与僧人参公案话头，日穷玄奥。清圣祖康熙皇帝对禅宗虽然并不能说非常了解，但本人也与禅僧有过来往，他曾经为费隐通容著的《五灯全书》作序。
对禅宗了解较多的则是清世宗雍正皇帝。他曾说：“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御选语录》)并自认为是“精究理学之源。究彻性宗之旨。”(《东华录》)“闲暇之时，与僧人谈论内典。”(同上)但是他对禅宗是有看法的，认为禅宗不是“如来正教”，看不起禅宗的颂古公案，在研究了20年的禅籍之后，得出“从而弃置语录，不复再览者二十年。”“朕阅《指月录》、《正法眼藏》、《禅宗正脉》、《教外别传》诸书，所选古德机缘语句，皆错杂不伦。”(同上)然而他称赞明末密云圆悟，(1566—1642)一系的禅法语录，而痛恨对圆悟提出异议的弟子法藏(1573—1635)及其弟子弘忍的禅法。他本人撰制了《御制拣魔辨异录》，对法藏及其弟子弘忍作了严厉批判，表明他对禅宗的见解。他还组织了一批人编选了一部《御选语录》，收录了历代禅师的语录或著作，其中还包括他本人及当时经常听他讲论禅宗语录的六位亲王、大臣的语录。
尽管顺治、乾隆等人对禅宗有偏爱，但对清初佛教的弊病也看得很清楚。顺治曾经感慨佛门的衰落，痛恨佛教界的腐败，表示要用10年的时间来专门治理佛门。由是当时曾经发布诏令，对佛教做了一些整顿与限制，例如规定不得随意建造寺院；不得私自给人剃度；年16以上的子弟不得出家，不检举者将受到严惩。僧人不到40岁不得收徒，等等。另一方面，朝廷又继承明代的做法，设立僧官，对“凡民有出家为僧道者．置首领以约束之。”(《大清会典》卷五五)僧官级别与明代相同。到乾隆时，废除了已经实行多年的度牒制，佛教度僧不受约束，但是由于佛教本身已经处在衰微的状态，这样做也未能挽回衰落的命运。
清朝对藏传佛教还是比较重视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藏传佛教被清廷视为自己的宗教。朝廷对藏传佛教重视，也出于政治的原因，乾隆五十八年(1783)制定了《钦定章程》28条，确定了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将西藏地区的所有寺庙和喇嘛归为朝廷的管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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