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使命即天职，是一种先天的命定。先天命定并非宿命，也非上帝意志，而是时代文化的必然，是一种不可推卸，不能逃避的责任。古人“天命”词，庶几能与之相应。天命也者，即是指它具有必然性，是决定的，不受主观意志的操纵。

         虽然使命具有不得不遵从的律令性质，但使命又是以理想为内容，以理想为指导，以理想为目的的。使命是理想的，但同时又是现实的。使命乃是在现实中建立，在现实中执行，在现实中实施。

         毫无疑问，佛教的时代使命，乃是由佛教自身所具的内容与它所处的时代特点决定的。

一、 时代的特点和佛教的使命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大多尽情地享受着现代文明所提供的，能使古之君王、贵族都为之艳羡的物质财富。人们赞叹着科学的伟大，陶醉于文明的发达。大家争逐财富，又炫耀财富，这已成为时髦、风尚。但与此同时，现代文明却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缺憾：道德观念的沦丧，理想价值的迷失，社会的腐化、堕落，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如此等等。总之，现代社会所表现出的那种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贫困，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宇宙空间的缩小与人际关系的日益恶化、疏远，形成一种剧烈的对比。这个现象，发自西方，现在正开始向东方蔓延，成为全世界、全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问题。更令人忧虑的是，大多数人身处于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中，却依旧是昏昏厄厄，醉生梦死地过着日子。当代心理学家佛洛姆曾十分焦虑地说：“不少在西方生活的人并不意识到他们身处于西方文化的危机中。”其实应该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并非仅局限在西方社会中。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现代文明的危机予以深切的关注，并开始努力探寻对治之道。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曾发出痛心的感叹，认为现代文明把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理想精神给摧毁了，现在再也没有共同信奉的上帝，没有效准的人生理想了。他强调重建人类的理想信念刻不容缓。不过雅斯贝斯没有明确理想重建的所在和方向。而佛洛姆就十分肯定地说，只有东方的宗教思想才能拯救西方文明的危机，帮助现代人摆脱迷惘和困境。应该说，佛洛姆的观点确是代表了一部分西方知识之士的看法（如汤因比）。而这种看法也已被不少东方学者接过来，认为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扬眉吐气，甚至于会出现“东风压倒西风”之势。但是我们认为，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不过，佛教的生存智慧对于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和现代社会的困境确有其他世俗文化所缺乏的功能。

         毋庸置疑，东方哲人的睿智慧识，对现代社会具有破迷启悟的作用。而东方文化的精彩部分（或说主要代表），应该讲就在儒、释两家。对于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早已有不少学者在积极的探索、阐发。尤其是当代新儒家阵营中的一大批知识精英，对这项工作更是作出了十分可观的成就。相比之下，佛教界对这项工作的开展就显得很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今天，对于每一位真正有使命感的佛学者来说，必须充分认清这项工作的意义及其迫切性。

         当然，要完全把佛教的现代意义抉发出来，并非靠几篇短文所能解决，也非由一二个人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时代的现实要求我们对现代社会和人类抱有一种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并能对时代的问题有透彻的认识；而决不能拘泥于一宗一派的立场，或关在书斋里，从狭隘的角度，把佛教看作仅仅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来进行研究。今天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全方位的，开放的，它必须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以佛教为背景，结合时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来考察、思量。这种态度无疑是符合佛陀的大悲精神，是契理契机的，是真正能促进佛教的发展，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的。

二、人类的根本问题和现代社会的困境

         人们一般都认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是追求快乐。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就这样说过，决定人类生活目的只是快乐原则，并认为这个原则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文明的进步。然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产生，文明的进步并没有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人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随之而来的人性异化，价值失落，人生意义的迷失等，使现代人在“十字路口”徘徊彷徨找不到精神家园。同时，现代社会许多人对幸福、快乐的理解本身也存在着偏差。

         快乐不是一个限定词，它既没有基本标准，又没有绝对极限。快乐的性质是人赋予的一个概念。快乐的产生主要出于人类自身的心理，即快乐与否取决于人当下的心态与感受。而人心又是无限向上的，所以对人类来说，快乐永远只是相对的 。当然有人会说，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才会有社会的不断发展，文明的不断进步。此说不差，但这非本文所要讨论的课题。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常人以为的快乐是否是真正的快乐？现代文明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和缺陷与所谓的快乐原则有什么关系？

         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这部为现代派的作家一致推崇的小说中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生活只能在“崇高的苦难”与“廉价的幸福”这两者间选择的话，那末，人们往往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所以存在主义哲学家称现代人已迷失了可以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人生意义。既然人生的尊严，生命的价值已经失落，那末还有什么幸福快乐可言。现代人虽然拥有高级套房、豪华别墅，住在高楼大厦，其实却是真正的“无家可归”（homeless）者。这是一个十分可悲的现实问题。

         早在二千多年前，西哲亚里斯多德就曾指出，如果人类的精神快乐被剥夺，他们就可能会无节制地沉湎于肉体的快乐，而失去了精神快乐。亚氏这个说法并没有错，只是他对“快乐”这一概念的使用欠妥。按照现代医学、现代心理学的分析，纯粹肉体上的舒适而没有精神内容，只能叫“快感”，而不能称“快乐”。快乐是一种心理感受，是通过人的生理机制而产生的某种精神愉悦。如果一个人活着仅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的话，那末此人就无快乐可言，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中国有句老话叫“行尸走肉”，此话虽不甚好听，但却相当地形象和概括。其实亚里斯多德对此也有明确的认识，他说，除非在善的愉悦中寻找一种快乐从而节制自己对肉体快乐的追求，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生活得好”。按照亚氏的看法，快乐就是“生活得好”，而生活不以精神为核心，就不是圆满的（善的），就没有真正的快乐。现代人过于强调生活的物质基础，忽视精神上自我愉悦，故而今日社会的物质文明虽然非常发达，但今人并不比古人有更多的快乐。

         现代人类物质生活的享受是我们的先辈所无法想象的，但同时现代人心灵的空虚，精神的贫乏，对生活的迷惘，对人生的困惑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如此，在物质文明这般丰富的今天，自杀、吸毒等种种的社会堕落行为越来越严重。这说明了物质文明对人的异化，使人类失去了越来越多生存价值和快乐。

         另外，快乐应该与自由意志相结合，自由一直是快乐的前提，有自主的人才能有选择快乐的自由。但是，人类的自由极其有限，甚至可以说在根本上是没有自由的，故而海德格尔要说，人是被“抛”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能自由选择生活，不能随意求得快乐。人在本质上的没有自由，决定了人根本上没有快乐。

         人虽然没有自由，却要追求自由；没有快乐，却要追求快乐。然世人对生活的追求只是一味地向外，不懂反求诸己，这就造成了人生方向的改变偏离。积极地向外争取，带来了社会的繁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人类忽视了自我完善、自身价值的提高这一着，也促成了抢窃、贩毒、暴力等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另外，一味地向外索取，要在有限的世界中追求无限的财富，又使现代社会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环境、资源、污染等问题。至于其他还有那些婚姻、家庭、失业等社会问题，都无不与人类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对人生的态度密切相关。且世人对自由、快乐的追求大多立足于个人自身而不断向外扩张，这就自然导致一种不可弥补的“不平等状态”（inequality of conditions）在社会出现。在这种不平等状态下，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的所谓自由、快乐是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快乐被侵削，甚至被剥夺的基础上的。最终，这又反过来加剧社会矛盾，使各种社会问题更加恶化。总之，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所面临的人为的各种罪恶，都起因于人的贪欲性和侵略性，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产物。”

         既然对人类的生存构成的威胁起因于我们人类自己，那么人类应该是有救的，也是有能力自救的。

         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人类自救。

         汤因比指出，人类自救的办法“必须从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去寻找”。

         但从哪里去寻找“克服自我中心主义”的途径呢？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古老的东方文明时，就会有非常令人振奋的发现，我们的先师——释迦牟尼佛所开创的佛教有着许多济世良方。

三、佛教对人生问题的破解

         人生是不圆满的，人生有种种的不幸和缺陷。对此，芸芸众生大多感到无奈，只能安于命运的摆布。然而，古往今来也有不是明人哲士努力去探究人生的问题，力求找出生命存在的原因，于是而有种种的哲学和宗教之产生，而其中佛教有关生命问题的理论，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诸佛无有不在世间而成。

         释迦牟尼从观察世间诸相，剖析人生现象中参破究竟，悟得大道。佛教是因人生而产生，因人生而开创。佛教作为一种生命的学问，其核心即是要解决人生的最根本问题。佛教对人生现象和人生问题有极其详尽、透彻的分析和破解。

         佛教的根本原理在缘起论，其全部的佛学思想都在此缘起论的基础上成立。缘聚则生，缘散还灭。透过缘起法则的观察，可以发现世间诸法，包括各种生命现象，都是虚幻不实，不能久驻长留。人生无常，人生是苦。这是佛教对人生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

         缘起、无常、苦这是一组可以结合人生现实互相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概念。就拿世间所谓的“快乐”来分析，快乐的生起是由各种条件（因缘）的组合所促成的。我们都知道，快乐是人通过自身生理的机制对存在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快乐的产生必须是根、识结合，心、境相应才能成立。而根据缘起法的规律，世间的一切存在始终是在不断的变易，人的心念也是瞬间、刹那地在不断变化，这是个世间一般常识也能解释得通的事实。所以要把当下所得的快乐感受，作为固定的状态永远保持下去根本不可能。想要要不到，欲留留不住，这正是佛教所讲的那种“求不得”、“爱别离”的苦痛。通过这样一般的分析，我们就能明了佛教所下的“有漏皆苦”的结论。

         有漏是指凡具烦恼，能导致众生的生死流转的一切行为。佛教认为，众生的一切活动，无论善恶，凡依业而得的果报，皆是处于不断生灭变化的“有为法”，其本质都属于苦。因为众生的一切业因和果报，皆由众生的“分别心”所致，无不是在三界中发生，在六道中展转。而“三界无安，如火宅也。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忧患，如是等火，炽然不息。”众生受业力所牵，在六道中轮回，不管是苦是乐，都是由业所感，因业而定，并非以自己的意愿而得，故根本上言是不自由的；且三界中没有彻底的永久性的乐，乐非常乐，乐极而生悲。所以佛说一切无常，究竟是苦。

         总括人生的种种苦相，有这样八个方面：生、老、病、死、爱别离（喜欢的不能相聚）、怨憎会（厌恶的却推不开）、求不得（想要的却得不到）、五阴炽盛（身心之苦如火炽盛、焚烧）。这八种苦不论贫富贵贱，不管古今东西，都是如此的。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还是不能摆脱这些人类与生俱来的苦。

         说人生无常，人生是苦，并不是要我们消极地对待人生，视人生为没有希望，没有意义。说苦是为了脱苦，佛陀本着济世度生的慈悲心怀，启教说法，给众生指点迷津，引导世人通向解脱之道。根据佛教的解说，众生的一切不幸和痛苦，都在于“无明”。无明就是愚痴，故又叫“妄心”。无明是众生的根本烦恼之一。因为它不明世出世间的基本道理，所以为诸苦之根源。经说：“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这种十二因缘的流转，是一切生命的基本现象，众生的生死轮回，人类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都是在这样的流转中发生。要说明的是，十二因缘的流转是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无明不是生命的第一原理（第一因），无明非实体性的本体。无明是众生无始以来所具有的，没有似西方文化中那种诸恶之起源的性质；无明必须在业感的促成下始能生起一期之生命。业感缘起是众生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基础。要讲清人生的问题，首先就得明彻业感缘起的道理。

         业感缘起是指惑、业、果三道展转，因果相续，轮回不已。经说：“以诸欲因缘，坠堕之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这个“欲”是集合词，通括一切生命的欲望。其根由乃是因众生的“我执”，不明缘起，由妄心对妄境而生出，其所追求的是存在的假象，而非人生的究竟，故称之为“惑”。“惑”属心所法，其特点是分别人我执著对象，能生诸业，人类之贪、嗔、痴三恶业也全由此惑所衍生。“业是受身因缘”，是一期生命的起点，又是一切生命行为的通称。业分善恶，果有苦乐，一切行为都有相应的结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业为乐果之因，恶业为苦果之因。业报的结果，以六道轮回所显出的生命流转相为基本形态。善业趋善道：或升天堂，或成人身；恶业堕恶道：或入地狱，或做恶鬼、畜生。而因业感缘起所形成的生命，又能产生新的惑，惑又生诸业，业再造善恶苦乐之果，如此惑、业、果三者的流转，如车轮旋转，无有穷尽。

         佛教揭示了人生的苦相与苦因，目的还在于能使众生离苦得乐，渡离茫茫的孽海，解决人生的问题。世人如能深明缘起，就会努力向上，自强不息，积极改造人生，不断完善自我，净化自我，以至成圣成佛，使人生问题圆满解决。

四、人生问题的对治和社会人生的净化

         认识人生的缺陷并不难，关键还在于如何去对治人生的问题，怎样完善人生，净化人生。

         佛教的价值在于实践，佛教的因果说和缘起论对人类的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代大德印顺导师就如何以佛教理念来落实对现实世间的改进这一问题曾这样指出：“确立实践的宗教，直从当前的因果入手，从杂染因果到清净因果，从缘起到空寂。”这应该说就是一条佛教实践的途径。

         从缘起的原理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世间之一切都是虚幻不实。乐非真乐，不应耽著；而苦也是一种假象，不必着意去躲避，过分的厌离。能观得世间一切之空寂，即能从生死、苦乐的相对中得到超脱。所以人生的一切问题，其根本全在于发心动性的一念之间。明白了这一点，就是找到了对治之道——一切从“心”入手。

         心的问题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心念的作用是不可限量的，所谓一念之别，善恶立判；一念之差而成千古之恨等都是说明心力的作用，所以佛教对心的问题讲得特别多。

         佛教中与心相关的概念很多，其理论之丰富超出了一般心理学。这里暂且避开那些过于专业的术语，而将佛教有关这方面的学问予以简化，以便于将讨论的话题集中。佛教认为，心有妄心、觉心之分。妄心即是贪欲之心，其特点是以“我”为主，向外执取，也就是汤因比所说的“自我中心主义”。在这种“我执”的心态作祟下，一切都从我出发，所有的思想行为都围绕着个人的利益在打转，凡自己所喜爱的，或巧取，或豪夺，想方设法占为己有。甚至不惜以践踏他人的利益，牺牲他人的生命来满足自己，人悲我乐，无少许道德可言。正是无恶不作，丧心病狂。而大家都存我执爱见，一味向外妄求，于是乎，得之者喜，失之者悲，人生的痛苦，社会的矛盾也随之接踵而来。所以，我执不去，社会不会有片刻的安宁，人生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佛教则把一切看作是因缘而生，虚幻不实；即使是“我”，也非真我。有此觉心，自然能无我去执，一切随缘。于是乎，当舍时则舍，该离时就离，不作任何得失计较之想，没有一丝强取爱恋之念。甚至于能牺牲自我成全他人，造福他人；而不再以侵夺他人来满足自己。于是乎，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物之间达到协调融合。如此，人也就必然会超脱一切痛苦和不幸。可见，佛教的无我去执，能扩大人的心量，提升人的生命境界，完善人格，使世人从小我、假我中超脱出来，迈向清净自在，涅槃寂乐之道。

         如果说佛教的无我思想主要在于个人问题的对治，其特点是出离，是独善的话，（这其实是一部分学人对佛法理念的理解、体认不够深入的结果）；那末，大乘佛教的菩萨道精神则能从净化人生，而进一步净化社会，体现出一种积极入世的兼善之道。当然，这并非说无我思想与大乘佛教的精神是相背离的。独善与兼善都是趋向于上，只是一个立足于个别，一个要推衍到社会。而个人的问题不能对治，则谈不上人生的净化，社会的净化。大乘佛教的实践特点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可以把前者看作是消极的对治，而视后者为积极的净化。很显然，净化的人生也一定是“诸恶莫作”的。同样，积极入世并非有所执著、贪恋；超世并不是厌世，入世也不等于恋世。印顺导师说得好：“生死性空，涅槃性空，在性空平等的基点上（无住涅槃），才能深知生死是无常是苦，而不急急的厌离他；涅槃是常是乐，是最理想的，却不急急的趣入。把生死涅槃看实在了，不能不厌生死，不能不急求涅槃。急急的厌生死，求涅槃，那就不期而然的，要落入小乘行径了！”大乘佛教不但把我执打破了，就连法执也给参破了，这样就自然使整个人生，整个世界的所以关节都打通了，不再有任何的隔碍。菩萨的心量是无限的宽大，所以能随顺世间，利乐一切有情。大乘佛教最能契合时代的特点而宏化，造福于人类。

         大乘佛教的精神在于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一切佛道的依止。经说：“菩提心是安一切佛法根本，一切法住菩提心故，便得增长。”菩提心生出一切的菩萨行，菩萨行的特点是上求下化，具体而言即“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四弘愿。发菩提心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人生观、价值观，它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伦理学意义。

        “菩萨发心，以大悲为根本”。菩提心的根本是悲心。经说：“发菩提心者，所谓发大悲心。”又说：“菩萨但从大悲生，不从余善生。”在佛教中，悲往往又是与慈连在一起说的，世人常喜把大慈大悲与菩萨连称，慈悲正是菩萨精神的象征。“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慈的意思意识予人快乐，悲的意思为拔人痛苦。拔苦就是对人生问题的对治，予乐则是对治后的进一步净化。对这苦难重重的世间而言，当然是首先要拔除痛苦，然后始可着手重建人生，重建社会。就像中医给人治疗，必须先调理，把病人体内的污浊秽物排除干净，然后再进补滋养，使病人恢复健康。慈悲可谓菩提心的大用，体现了大乘佛教积极入世，普济众生的精神。发菩提心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充实而富有意义。

         菩提心的实施要以平等思想为前提，知恩报恩。平等思想可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虽然现实世间中贤愚良莠，参差不齐，但人人都有菩提种子，只是一时因缘不同而已。一旦因缘具足，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是菩提眷属。所以我人对于他人不能有一丝的轻慢之心，也不应有恩怨亲疏的分别。二是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在生死中轮回展转，在六道轮回中，一切众生都曾与我有恩。所以佛常说，一切众生都曾经是我的父母。 慎终追远，知恩而报恩。这不仅是指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他人，（因为一世中的生活所涉及的范围毕竟有限的）而主要是佛陀透过三世的时空，观得一切众生皆曾与我有恩。如果大家都明了这一点，那么人世间的仇恨、敌视、嫉妒等不健康的心理都会随之消除。因为一切众生都曾做过我们的亲密眷属，谁能说今日的怨仇不是往日的恩亲呢！于是乎，人与人之间不再是相互倾轧，相互排挤，你争我夺，甚至置他人死地而后快，处于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而是大家相互提携，互相谦让，互相帮助，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亲密、和睦的气氛，世间充满着一片庄严的净乐。

         很显然，大乘佛教的人生观，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它能把这个空虚、痛苦的人生变为充实、净乐的人生；把这个五浊恶世，变为庄严的人间净土。

余    论

         在二十世纪下叶，有两位东西方的哲人抱着对二十一世纪的无比关切和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之情，举行过一次涉及面十分广泛的谈话。谈话主要围绕着世人“共同关心”的及“当代紧迫”的课题进行，其中心题旨是探讨影响人类生活的主要问题及如何改善人类的生存，提高人生的尊严和价值，那位西方的哲人就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另一位东方哲人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虽然两位哲人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有着不尽相同的宗教信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一致，达成共识。因为他们所持的态度是如实客观的，在相互的交流中，力避带着文化的偏见和执著。讨论的结果，两位哲人都认为，对治人类自身的邪恶，需要的是一种伦理行为；只有宗教，才能克服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恶果。宗教在现代社会中应该有领导科学技术文明的作用，用宗教的理念来谋求现代人的思想转换，从而改善人类“自身的宿命”。而在世界诸类宗教中，佛教无疑是最能契合时代精神的。

         当今世界，人类迫切希望有一个平等、和平和稳定之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推广，不能恃暴力手段强制进行。暴力是一种野蛮、反人性的行为。从历史上看，佛教的弘化和流布，始终是以和平的方式传播的。且在新的文化区域，佛教也能与当地的民俗传统、文化思想和睦协调地相处，并对该地区的文化起到积极作用。

         当今社会，传统的价值理想在逐渐地迷失，人们普遍感到心灵的空虚，无所归依。正当世人在急切地寻找一种博大、恢宏的精神力量作为生活支柱的时候，佛教更应该积极的应时而起，予人以理解、同情和温暖。

         现实的问题甚为纷繁。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在努力探寻有关人类自身的解救方法，但很少能有契中关键，找到一个理想的对治之道的。其原因主要在于世人大多不能结合人心来谈人生，或虽讲“心”却往往对其认识偏失而不全。佛教则直从人心下手，视人心的对治为解决人生问题的关键；且佛教对人心的认识分析极为细致而又深刻。所以，佛教对人生问题的解决是切实有效而又具根本性的。

         佛教注重实践，它的慈悲襟怀和务实精神，与那些高谈主义，空论理想，远离人生，不契人性之类的文化相比，其对现实社会，现实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正是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一旦将佛教的人生观在现实人生中普遍实施起来的话，那么不但各类社会矛盾和人生问题能得到有效的消解和对治；且还能大大地提升人的生命境界，使人格完善，生命净化；并进而净化社会，净化整个世间。

        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今对佛教文化真正抱有信仰的人士（包括僧俗两众、教内教外两界），是否感受到这样一个时节因缘的出现，是否认识到、并愿意承担这样一个使命的到来，是否具备了足够的菩提资粮，而肩负起这个使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