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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参观五台山的佛光寺。文物管理处的同志告诉我,佛光寺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发现的。梁思成先生在敦煌考察时,看到壁画上的五台山有一座大佛光寺。敦煌壁画主要是从北魏开始建造,到唐代达到鼎盛时期。虽然以后历代都有修葺,但最主要的石窟是唐代的。那么五台山的大佛光寺也一定是唐代的建筑,其价值是很高的,因为我国的唐代建筑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梁思成先生于1937年到了五台山,找到了佛光寺,其方位与敦煌壁画上的位置相吻合。
佛光寺在五台县东北的豆村镇佛光村的山腰,距离县城东北32公里。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年间。唐武宗灭法时遭到破坏。唐宣宗大中十一年,由长安女施主宁公遇捐资重建。寺庙坐东向西,依山势而建,由三个院落组成。唐代建筑东大殿就在三院,处于最高位置。东大殿面宽七间,进深五间,外观简朴,斗拱肥硕,很有力度。殿内佛坛宽五间,现存唐塑三十五尊,有高大的释迦、弥勒、弥陀、普贤、文殊、胁侍菩萨,还有捐资者宁公遇、工程主持者愿成法师的等身塑像。整个佛光寺气势恢弘,布局舒朗,主从分明,到此一游,的确令人振奋,流连忘返。梁思成先生从敦煌壁画发现了佛光寺,并公诸于世,让世人知道了这一稀世珍宝,实在功德无量,由此我也产生了到敦煌一游的愿望。
一九九一年八月,我终于第一次到了敦煌。在参观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壁画上,果然有个“大佛光寺”,并且很自豪地向同来的同志介绍五台山,介绍佛光寺,介绍梁思成先生神机妙算般地发现了佛光寺。
今年八月,我第三次到敦煌。在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的精心安排下,由经常接待大人物的讲解员李新给我们讲解。李新不像旅游点上的导游员那样拿腔拿调,他嗓门不高,好像在同我们交谈,有时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他便停下来回答,使我们增长不少佛教和绘画艺术的知识。他避开游人拥挤的地方,跳着给我们开窟,整整讲了一天,直到下午六点,游人已经稀少,他还又开了一个已经关了的窟。
我当然还是十分关注有大佛光寺的窟。这次我才知道,那是第六十一窟。在窟的西壁中上部,三分之二的壁面整整绘制着山西五台山图,总面积达四十六点八平方米。画面分上、中、下三层,上层是神仙幻境的描绘。中层是五台山山形图及文殊殿、佛教建筑、佛教人物活动。下层是五台山周围的州县城池、山川河流、道路桥梁、客社店铺,以及各类朝圣、商贾行旅等活动,范围包括山西太原至河北保定这样一个很大的地域。据说图中画的大小寺庙、建筑多达六十七所。因为窟内黑暗,讲解员的手电光不能全部照亮,所以不能细看,但有的地名却印象特别深,比如太原的新店、五台的大建安寺等。
五台的大建安,离我的故乡河边镇只有十里地,小时候经常到大建安走亲戚,看老姨姨,但并没有想过大建安村的来历。五台县志上说,建安的村名是由寺庙命名的,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在“文物志•寺庙遗址”中也没有建安寺庙的记载。现在看了敦煌壁画。才知道大建安寺在唐代是一座有名的大寺庙,也说明大建安村起码在隋唐时代就有了。现在五台县不仅有大建安,还有东建安、西建安。
由此我想到,这幅包罗万象的大壁画的作者,一定到过山西太原和河北保定至五台山这个广阔的地区,对这个地区的人情风俗十分熟悉,甚至作者就是山西人。可惜壁画上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在拳头大的灯光下,除了注意看大建安和太原新店之外,其他没有看清。还有些什么名称的寺庙和建筑,只好下次到敦煌时再搜寻了。
不仅第六十一窟的壁画中大量描绘着山西、五台山的僧俗风情,在其他窟内也有一些涉及山西人氏的纪录。第一百三十窟是盛唐创建,窟中塑着敦煌第二大佛像。在这个窟的甬道南壁上,留下了供养人“都督夫人太原王氏”字样。可见太原王氏是出资建造或彩画此窟者之一。太原是唐王朝起家的地方,太原人在唐代有一种自豪感,太原信奉佛教者出资建筑或彩画敦煌石窟自然更是心甘情愿的。但这位太原王氏具体是谁,现在很难知道了。
第三百二十八窟是北周时由众多僧人捐资创建的或彩画的,壁上记录着众多的供养人的名字,其中有“晋昌郡沙弥”字样。查《中国古代地名大辞典》,从西晋到西魏,有好几个地方称过晋昌郡。其中山西忻州(定襄),西晋设置,北周废。甘肃安西,西晋设置,北周改为永兴郡。陕西石泉,西晋设置,西魏改为魏昌。陕西洋县,北魏设置,西魏废。湖北竹溪,东晋设置,南朝宋改为新兴。所有这些晋昌郡到北周时都已不存在了。况且湖北竹溪属于南朝,来北周地面的敦煌谈何容易。废得最晚的是山西忻州(定襄),依照一般的习惯,人们按原来的称谓,仍称为晋昌郡是可能的。直到清代定襄不是还有晋昌书院吗?那么山西忻州定襄的僧人有没有可能去敦煌做善事?只要看一看古代人们尤其是僧人对佛教的虔诚,就能够理解、相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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