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传佛教约在17世纪传人俄国，主要是在俄国境内的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中问传播。实际上，卡尔梅克人与布里亚特人均属于蒙古族人。(五台山)

     卡尔梅克人原属于西部瓦喇部蒙古人，17世纪上半叶从蒙古草原迁徙至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当时他们已经开始信奉藏传佛教。卡尔梅克人在伏尔加河畔生活约1个世纪之后，由于对俄国沙皇统治阶级的不满，又重新回到准噶尔地区，再次接受藏传佛教的熏陶，并完全地皈依了藏传佛教。当19世纪初这一地区纳入沙俄的管辖之时，藏传佛教在卡尔梅克人的社会生活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结合。后来由于政治风波或社会动荡，藏佛传教在卡尔梅克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地衰微。1957年卡尔梅克人的自治权被恢复。
    1988年之后，卡尔梅克人的信仰藏传佛教的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寺院开放，并培养传教人员。值得一提的是，卡尔梅克人中出了不少藏传佛教高僧和藏学或蒙古学家，他们在俄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五台山)

     布里亚特人主要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17世纪末，藏传佛教已在布里亚特人中间有较大影响，并产生本族僧侣：18世纪时，藏传佛教已在布里亚特地区十分兴盛，特别是1712年约有150名藏族僧人赴上贝加尔湖进行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使藏传佛教在布里亚特人的社会生活中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同时，布里亚特人也去西藏学习藏传佛教。(五台山)为此，当时的沙皇政府很重视藏传佛教在布里亚特人中的影响，1728年制定法律使藏传佛教合法化，使藏传佛教成为当地居民的宗教；1741年，沙俄又建立宗教制度，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力度，“喇嘛必须专门向政府宣誓，以表示‘对俄国的效忠’。”(《宗教史》汉译本，下册，第3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同时抬高藏传佛教大德高僧的社会地位，如《欧美佛教之发展》所说：“是年(指1741年)俄伊丽莎白女皇下诏封立可汗喇嘛，为其佛教行政之最高释僧，喇嘛教如获甘霖，并立即在布利亚人中取得一般人之敬重，寺庙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公元1922年，共有庙宇19座，可容二千五百多喇嘛。20余年之后，即公元1946年，庙宇增至34座，喇嘛人数则有四千五百人左右。”(该书第235—236页)从中可窥见藏传佛教在布里亚特地区兴盛之一斑。(五台山)

     (五台山) 藏传佛教在布里亚特地区传播和发展的具体情形，也如同蒙古地区。例如，藏传佛教寺院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而且也是文化教育中心，甚至担负着医院或治疗疾病的任务，个别寺院里还设立专门从事藏医学研究的机构。以植物性药物为主，矿物性与动物性为次的藏医学在俄国得到了认可，它对若干病症具有特效也得到证实。此外，布里亚特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藏有大量的包括历史，哲学、宗教、医学、天文历算等方面的藏文和蒙文书籍；同时，每座寺院又是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宝库，保存有诸如壁画、唐卡、塑像、法器等珍贵文物。(五台山)

      至1930年左右，布里亚特地区的藏传佛教仍然很兴隆。此后，由于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干扰或冲击，藏传佛教在布里亚特地区迅速趋于衰微。(五台山)